纪念︱鲁惟一：“我到过上海，是在1947年。”

2025年元旦刚过，我收到消息，剑桥大学鲁惟一博士（Michael Loewe, 1922年11月2日-2025年1月1日）辞世，享年102岁。消息传来时，正值清晨，窗外的庭院依旧一片静谧，而我的内心却翻起了波澜。这位蜚声国际的汉学大师，是秦汉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在西方汉学界具有重要地位。而对于我而言，他更是一位谦逊而睿智的长者。

鲁惟一教授，2015年

我与鲁博士的初次相遇是在2014年8月的一天，地点是剑桥大学克莱尔堂（Clare hall）的餐厅。当时，我刚从繁忙的资料查阅中抽身，独自坐在餐厅的一隅，正在享用午餐。不久，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端着餐盘走来，微笑着问：“可以坐在这里吗？”我点头示意，他便落座，与我攀谈起来。他首先问我是不是中国人，在得到肯定回答并得知我来自上海后，他微微一笑，说：“我到过上海，是在1947年。”这句话让我大为惊讶。1947年的上海，正处于战后混乱与复苏交织的特殊时期，而他已经作为一名年轻的英国外交官踏上了这片土地。

鲁博士后来告诉我，正是那段外交生涯开启了他与中国文化的初次邂逅。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他对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而秦汉这一时期的独特吸引力最终让他将学术目光聚焦于此。他在著作中剖析了这一时期作为中国帝制历史开端的重要地位，尤其是秦汉官僚体制的建立如何奠定了后续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础。他还深入探讨了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和信仰的复杂互动，揭示了它对中国文化变革的深远影响。在他看来，理解秦汉的复杂性是打开通往中国文明核心大门的钥匙。

在学术研究中，鲁博士尤其注重文本与实物的结合，这一方法在当时的西方汉学研究中尚属前沿。他通过对简牍、石碑等第一手材料的考证，探索秦汉时期行政体系、思想世界与社会实践的深层联系。例如，他的经典之作《汉代行政记录》（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 Cambridge UP, 1967）通过对简牍的细致分析，揭示了汉代地方治理和官僚体系的实际运作机制。这一研究开创了简牍材料与历史制度分析结合的先河，被国际学术界广泛引用。他曾形容整理这些简牍材料为“与2000年前的人对话”，认为每一片竹简都记录着一个独特的故事。正是这种对历史材料的敏锐洞察，让他的研究成为秦汉行政史领域的重要参考。鲁博士始终强调，将文字和物质材料相结合，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关键方法。这种方法不仅揭示了历史文本背后的社会动态，还通过考古发现补充了文字记录的局限性，拓宽了研究视野。

除了对制度史的深耕，鲁博士也对秦汉时期的信仰与思想变迁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的《汉代的信仰与理性》（Faith, Myth and Reason in Han China,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82）探讨了儒家、道家和巫术信仰在秦汉社会中的共存与互动，揭示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复杂生态。这本书提出了一种多元并存的分析框架，认为儒家并非秦汉思想的“孤独王者”，而是与道家、巫术等思想体系相互补充，共同塑造了这一时期的思想格局。这一观点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被视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新突破。他特别指出，汉代巫术在政治中的作用既是社会秩序的维系工具，也是统治者合法性的象征。例如，汉武帝的“太一祭”便是这种结合的典范，通过这一仪式，“天命”在巩固皇权中的核心地位得以体现。这本书以生动的视角呈现了秦汉思想世界的多样性，在学术界影响深远。

鲁博士对待学术怀有一颗堪比朝圣的虔敬之心。一次聊天时，我出于好奇问他：“您研究过《黄帝内经》吗？”他微微一顿，眼神从窗外的庭院收回，仿佛陷入了思索。片刻后，他抬起头，表情从原本的轻松谈笑忽然转为庄重，语气中透出一种罕见的虔诚与敬畏：“太深了，不敢触碰。”短短一句话，却饱含了他对这部古老经典的深切敬意。这句简单的回答让我对他有了更深的理解，感受到了他对学术的态度——严谨、自省和谦逊。即便是如此资深的学者，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经典时，仍然能保持如此谦卑。他既能深刻理解《史记》中的制度细节，又对《黄帝内经》中晦涩的哲学智慧充满敬畏。他曾说，自己选择秦汉作为研究领域，是因为它的复杂性——那是一个充满转折的时代，既有“天下一统”的宏大叙事，又有制度、信仰和文化的错综交织，充满了秩序与混乱并存的奇妙张力。“这种复杂性最能反映出中国文明的根基。”他说这话时，神色专注而沉静。

鲁博士对学术的热情还表现在他对青年学者的关怀上。一次，我告诉他，我刚从研究当代英国小说家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 1919-1999）转向早期现代英国诗人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 1554-1586）。听后，他定睛看着我，沉思片刻，缓缓说道：“你真勇敢！”这让我不禁想到“无知者无畏”之说，但也希望自己并非因“无知”而“勇敢”。他的语气里却分明流露出欣赏，也有对学术冒险的鼓励。我随即向他解释了我的研究方法，讲述我如何聚焦于锡德尼《为诗辩护》（An Apology for Poetry，c.1582），试图对其中几个古已有之的核心概念探微索隐，挖掘其被赋予的新含义，探讨它们对十六世纪九十年代英国文学“黄金时代”的历史意义。他认真倾听，不时点头，提出了几个精辟的问题。他最后语气坚定地说：“你掌握了很好的研究方法，而且已经理解得很深了。”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自那以后，每次见面，鲁博士都会问起我的研究进展。他的关心不仅停留在礼貌层面，而是带着学术长者的真挚关怀。次年，在我即将结束在剑桥为期半年的高级访问研究回到上海之际，他诚恳地告诉我，如果需要，可以向他担任理事的人文学科研究基金会申请资助，并说“他们资助过一些人文学科的年轻学者，值得一试”。他说这话时语气很轻松，但透着认真。他甚至在我的笔记本上亲笔写下了联系方式，字迹清晰有力。这种支持让我既感动又充满信心。在我离开剑桥前夕，当我告诉他我成为了克莱尔堂的“终生成员”（Life Member）时，他露出微笑，补充道：“克莱尔堂的第一位中国籍‘终生成员’是李学勤教授。”接着，他饶有兴致地回忆起与李教授的合作经历，对这位杰出的中国学者表达了深深的敬意。他提到，早在1981年，他邀请李学勤先生来到剑桥大学卡莱尔堂，进行为期六个月的访问学术交流。此行开创了中欧学者交流合作的新篇章。在此期间，李学勤教授与剑桥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双方在互相学习中拓展了各自的研究视野。

鲁博士不仅因关心年轻学者而令人感佩，还因对跨学科交流的热情与推动力而令人难忘。在克莱尔堂的午餐后，他常提议去学院的公共休息室（Common Room），和不同领域的学者一边喝咖啡，一边畅谈。他乐于倾听，并不拘泥于自己专精的研究领域。他会与物理学家探讨时间观念、与哲学家讨论信仰的意义，甚至与文学研究者讨论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民族意识，而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见解则让所有人钦佩不已。他本人专注于汉代的政治与信仰，关注简牍等文献的社会意义，同时对宋代文人画也怀有浓厚兴趣，涉略之广和思想之深令人敬佩。他的开放态度展现了对知识整体性的深刻理解，也激发了丰富的学术交流。一次，他与物理学家讨论“时间”的哲学定义，随即引用《史记》中司马迁对“时间”的隐喻性记述，强调中国历史观念中“延续”与“循环”的复杂交织。他还指出，司马迁的史观提醒后人思考因果与变迁之间的关系。这一观点让在场学者频频点头。他认为，跨学科的对话总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启发。他曾经连续多年夏天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学，谈及此事时，他表示，伯克利的开放性和剑桥很像，却多了一份美式的活力。无论身处何地，他始终以平和而敏锐的视角探索学术的交集，展现出他作为一位学者的深邃和温暖。

克莱尔堂的公共休息室

鲁博士一生留下了许多学术著作，学术成就早已声名远扬，无需赘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在2021年荣获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这一奖项由世界中国学论坛设立，旨在表彰那些对中国研究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推动中国学的发展，弘扬中华文明，促进海内外中国研究的交流‌。鲁博士对学术的态度始终如一，谦逊严谨，用志不分。他的获奖感言与此风范一脉相承：“自我与中国学者合作伊始，已过去多年；在此过程中，我充分领略了他们对中国文明史研究的贡献，正是他们的贡献大大扩展了这一主题的研究。东西方学者均从这些贡献中获益匪浅。”

2025年新年伊始，我收到了一封以剑桥大学克莱尔堂院长阿兰·肖特教授名义发来的讣告。那封黑底白字的讣告简洁而庄重，其中写道：“鲁惟一博士的一生，为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在剑桥学术界的地位无可替代，而他的谦虚与好学，也让所有与他共事的人深受启发。”短短几句话，字里行间却无不体现着鲁博士一生的真实写照。手捧这份讣告，我不由得翻阅起他亲笔写下的联系方式，仿佛又看到了餐桌旁他那和蔼而专注的面容，耳边似乎再次响起他温和而坚定的声音。那些关于历史、文化的讨论，既深刻又温暖。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历史不只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更是一座跨越文化、连接彼此的桥梁。他用自己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架起的，正是这样一座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