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者在资本面前技不如人，但数码研究不会就此衰亡

在学术作品中，自我省思往往是必要的。它不仅仅关系着思考的对象，也与知识成果的方式有关。人们通常将这种省思归为方法论一类。但方法论的具体内涵往往并不清晰，而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心理分析及各种学科中尤其如此。有些人选择相信那种有利于自己并且有点虚荣的观点，认为理论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有共同的追求。所以“做理论”便会抢在方法论省思的前面，让后者这种棘手的训练变得无关紧要了。如果理论就是方法的话，那为什么还要提及方法呢？如果理论为王，为什么还要担心别的事呢？然而，学术的现实与这些浅表的结论相反。学术领域事实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从量化研究的实证便利性，到民族志访谈的技法，到历史编纂学的叙事凝缩，再到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心理分析读解等方式的工具性阐释学脉络。

换言之，当今的方法论有着自由主义的面向。每一种品味都能对应上一种方法，每种偏好都能被满足。现在，一名学生或者学者若想要获得成功，便必须领悟多种方法的选择，并针对手头上的任务对症下药；这个问题用这种方法，下一个便要用一种新的。在这个意义上，现在的方法论与其说是要实现根本上的契合，不如说是要用得合理，它相对于普适背景更注重个人风格，相对于坚定的信念更注重实用主义。

但合理运用也是门棘手的活计，并且每个人也不会赞同彼此的品位。许多对方法论的研究都退化为对人气的争夺。谁在宣扬什么理论，又是为了什么？是性别、阶级、逻各斯、档案、凝视、欲望、游戏、剩余、奇点、抵抗，或者生命自身？是要在一番激昂的批判之后，将一种方法论建构置于他论之上（并了结未来所有的批判）吗？

矛盾便在这里浮现出来：产生自由普世主义的历史力量，也同时在试着将这种异质性引入、控制在单一的符号秩序之中。正因此，当代学术方法论的自由主义面向是方法-效果导向的，它既强调了方法的多样性，又同时压抑了多样性的发展。

而随着人文学科在近些年远离琳琅满目的质性研究方法，转向量化、经验的研究技艺，情况便更令人摸不着头脑了。在现代思想内部，作为方法论普适主义的明显反驳者，量化研究的实证便利性往往超过了其他的方法，最近有关数字人文的辩论也让这个事实清晰了起来。那些呼吁——呼吁运用经验材料证实，呼吁将复杂性简单化，呼吁可重复性与客观性原则，呼吁三段论或演绎论证的顺序逻辑，简言之，呼吁从巴洛克时代转向——沿袭自笛卡尔、开普勒、伽利略、莱布尼茨的启蒙理性，它们已经将其他一切排除在外。这将一系列自由主义的可能性都汇聚到了一种单一的方法论上，但为什么要这样，又怎么能做到呢？

或许方法的根本问题在于一个历史瞬间，也就是知识变为生产，失去自身内在性效力，不再是意会的，而需要通过某种元话语的力量自证合法性的时候。让自己的话语拥有权威，并不如世俗主义的胜利、上帝之死、理性兴起等话语所称，是现代时期人类获得的全新权利。今日，这种权利恰恰腐朽、堕落为各种学术攀谈。方法在降临之时已然是支离破碎的，而其完美的典范则姗姗来迟。

所以，量化、理性主义的方法占据主流并不等于简单地宣称科学实证主义，在现代早期以降改变了知识生产与真理的本质后，已经取得了智识斗争的胜利。其中也有别的意味，因为方法论（的复数形式），在自身的自由主义迭代中，其性质便是方法-效果导向的。对于那些一开始就认同科学实证主义邪教的任何人而言，自由主义的迭代物恰恰是他们唯一可以接受的东西。

除了纯粹的适配性、纯粹的个体合理性、每个物体中所有独特特质得到匹配的原始颗粒性，还有什么可以与上述这些一样有效呢？对于后福特主义而言，这样的结果产生了无限的定制化，使得每个思想者都有了适配自身的方法。不管是上帝、原乐（jouissance）、实用理性还是实证上的可验证性，没有任何方法论上的权威可以称王称霸，这也便是这种极具包容度的自由主义所自豪的地方。换言之，即便许多方法论内部的自由主义分崩离析，这样的自由主义也仍然将实证效力奉为圭臬。因为，还有什么能比无限的定制化更有效的呢？除了给所有人做任何想做的事的自由，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更好地看管内部如彩虹一样驳杂的群体呢？将世界标准化、杀死精神，但赋予差异以更大的权力，如此这般来打碎个体身上的枷锁。简言之，在后福特主义之下，自由普世主义与实证效力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

对于文化工作者而言，这构成了某种问题。量化方法的胜利似乎让他们许多的劳动成果遭遇贬值、排挤在外了。这句话换个主语也是成立的，因为不少文化工作者看不出实证主义的工作有何价值，并且经常拿着执迷不悟、没有灵魂、短视不已等词口诛笔伐。而在方法论的危机面前，他们则选择回撤至更缜密的批判实践中。这并不是因为诋毁他们的人所说的那样，他们只是抓着一些空想哲学家在与世隔绝时拥有的安全感；相反，他们通过一种与当下情境不甚对等的思考方式，反而获得了新的视角。

但追求量化研究方法的人文主义者还面临着另外一种挑战：今天的商业巨头基本上都是由高度发展的定量研究模式组成的。一家互联网搜索公司的页面排名算法就利用了该领域大量的知识劳动。它依靠着数据提取、存储、处理能力，不断补充着自身拥有的劳动能力。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原来的知识劳动变成了现在的工业劳动。而在学术界运用量化方法论时（爬虫、抽样、调查、语法分析、信息处理），研究者也必须和各种在当代技术领域发展的媒体公司竞争。一位采用这些方法的文化工作者，其实只是一个轻量版的亚马逊或者艾可飞公司罢了。

一个世纪之前，资本垄断着物质的生产资料，而现在它垄断的是非物质的信息。工业终于前进到了知识劳动之域，根据许多报告所称，它的发展进度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许多作家与学者因此必须直面一个恐怖的事实：商业领域就是掌握着比自身优良得多的数据储备。因此，信息社会中研究信息的学者将永远陷入资源的短缺之中，他们只能跟在谷歌旗下大批数学博士的身后穷命追赶。纵观历史，非物质、信息资产与资本的关系从未如今天一般紧密。

除却天赋与资源的不对等，另一层挑战在于批判的效力。用同样的实证技艺来对抗实证技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合适的吗？在从前，这种批评不会成立，甚至也没有必要。马克思写作中所对抗的体系并没有对知识生产的装置做出特别的判断——即使驱动这种装置的，是一种对意识形态持久而有害的误解。今天，现状完全反了过来。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存在于脑力劳动、衡量自身、装点自身、永恒的批判与创新、数据的创造与提取之中。说简单些，资本主义的工作与智力工作——不管任何种类，不管是中产阶级还是进步的——现今都有着前所未有的相同本质。因此，学术方法论的合法性似乎面临着一种道德危机。这些方法中最好的那些，相比于新型算法产业，也只配当后者预算不足、能力孱弱的表亲；而那些最差的，则只成为那个贬低个体、引人入瓮的系统的无知帮凶。奥德·罗德（Audre Lorde）曾经提出了一个问题：主人的工具可以用来摧毁主人的房子吗？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有效，并且又多了一个问题：当主人开始使用我们的工具时，我们还能继续使用自己的工具吗？

随着计算机和媒介在学术界与社会中相继崛起，我们确实在过去几十年中见证了控制论假说的实现。这也引起了人们对于知识工作的本质与文化的一系列讨论。或许，其中最活跃的对话是关于阐释学与批判的状况的，换言之，“在今天，阅读意味着什么”。一些人认为，转向计算机与媒介扰乱了文本的阅读和阐释的传统方式。讨论的核心一般集中在数码媒体的兴起，以及它们看起来是如何扰乱了阅读的经典批评与阐释技艺的。有人认为，数码性的关注点离开了风格、符号、隐喻，而转向了技艺、物质性与档案。正如斯蒂芬·贝斯特与沙伦·马库斯近期所称，计算机是产出“有关文本更准确的知识”的“弱阐释者”，它们因此与拥有“最低限度的批判自主性”的新型读者十分适配。弗兰克·莫雷蒂在《远距阅读》中的观点也与之类似：计算机作为读者很有用，因为它们可以通过从大型文本语料库中抽样、通过聚类算法识别新现象、在空间向度标注数据点等研究来提高经验知识的准确性，而人类要开展这些研究则相对困难。许多学术讨论一直持续至今，而在诸多重要的思考之间，我想让各位重点关注一下艾伦·刘对数字人文现状的详尽描绘，以及伊丽莎白·威德在为某种批判性辩护时对贝斯特与马库斯的回应。

我在这里所尝试的，不只是简单地确认或描述社会、文化、经济范式的存在，也不只是简单地对此进行道德说教，或者重新竖起一个等待被打倒的“怀疑之阐释学”稻草人。相反，我想试着转变一下话锋，而提供一种对当代现状更具体的图绘。数码之宇宙的种子是在什么时候，又是如何种下的？要让数码的概念形成自洽，需要发展出什么样的历史条件？知识的创造与再结合是在什么时候，又是如何拥有了自由主义的特质，使得其中的每位思想家都去追求独自的目标？为什么这种组织方式有利于榨取剩余价值？我们在此处的目标，是采用福柯的经典研究方法，去探索一些计算机时代的“可能性条件”。诚然，诺伯特·维纳发明了控制论科学，但如果要让他有能力进行这种创新，那么在之前的几年又需要为此创造什么样的可能性条件？克劳德·香农提出了信息科学的新模型，但要让人们从一开始便将世界理解为信息，又需要什么样的可能性条件作为先行因素？我们有许多回答这些问题的方式，而我则选择了从埃达·迪茨、尼尔斯·巴里切利等人的一系列故事以做解答。这并不能替代已有的计算的历史，而是用以扩展被称为可计算之物的历史与概念空间。

因此，有关数码计算的争论被恰切地形构成了一种辩论，它不只关乎这种或那种研究方法，而且牵涉着至少几十年前至今的知识体系。基于我们现在所做的论述——数码的方法最好时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良性组成部分，最差时则是20世纪晚期计算主义的衍化品——让我在最后列举一下投身于数码方法者必须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吧。

A) 霸权、重述、对等。因为计算机在当代世界中已经占据了霸主的地位——从凯文凯利、托马斯·弗里德曼，到曼努埃尔·卡斯特尔、米歇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提出一种以计算机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就意味着要让人文学科朝着这种主导力量迈进，而非与其分道而行。对于那些不属于趋同与正统、更倾向偏离与非正统观念的智识求索而言，这则构成了某种问题。

另外，霸权的问题不仅限于统治与从属之间的阶层问题。它还关涉着阶层结构内部不同的言说方式，特别是一些有关知识与现实的言论是重述还是批判了统治的结构。批判的本质与角色正是当代有关数字人文之争辩的核心，而许多人也对批判的必要性和阐释的有效性十分关心。因此，我们有责任看到批判自身命运的变化：在重述性与抗争性的观点之间，二者的相对价值发生了明确的转变。

有了霸权与重述的问题的情况下，我们便必须提出下面这个问题：人文学科研究的角色是否要对等地反映更宏大的社会趋势，还是要扮演其不对等的反思者？当社会与经济基础设施形成了如此的结构，人文学科研究者是否要重新设计自身的学科，以谋求与基础设施保持一致？硅谷将社会看作一个由创造价值的行动者所生成的网络（其免费的劳动创造了巨大的利润）；那么，大学英语系是否也要提出同样的观点？物导向的计算机语言认为，物体可以被抽象为拥有代码化界面的“对象”，并且可以执行可量化的功能；那么，文学研究者在面对小说和诗歌时是否也有必要提出同样的观点？现在的问题并不只是重述的问题（说一样的还是不同的话），而是对等与不对等之间的问题（常规结构的拓殖与延伸）。

不管批判是否成立，我们仍然需要思索那个初始的康德式问题：思想是被一个自古沿袭的常规结构所决定的，还是只有在不对等、相对于思考对象自我定位的姿态下才有可能成立？在继承了计算机这一发明后，我们是否也必须和它一同思考？

B) 意识形态、技能削减、无产阶级化。第二个术语丛则揭露了数码计算学者面临的另一种挑战。就把它称为上手状态（Zuhandenheit）问题吧：我们居住在控制论主导的宇宙中，自身却对其毫无必要的意识，我们在使用数码工具时也不会对其进行必要的反思。当然，惯于使用工具在某些情境下是有益且实用的，并且文学与艺术确实在更根本的层面上与技术（techne）密不可分。但对技术的习惯已随着数码机器的降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赫拉克利特曾写道，自然喜欢掩藏自身，计算机也毫不例外。我们必须在这个有混淆之力的基础设施面前保持冷静，以认清它在什么时候、是如何有益于己的，什么时候和如何则不是。

自康德与马克思开启了批判思想的现代阶段后，诸多有关批判性的讨论便围绕着一个概念展开：批判是意识形态的宿敌［或者在康德的语境下，批判的对手则是教条（dogma）］。因此，这便构成了数码理论的新挑战：如果技术的习惯化确实与日俱增，批判性又日渐衰减，这会不会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力量也将同时崛起？数码方法倾向于将发现数据的过程变成习以为常之事，那它们是否也在同时强化着意识形态的基础设施？

但除了这些迎面而来的知识合法性问题，还出现了一种更加关涉日常的问题：技能削减问题，或者贝斯特与马库斯所说的“自主性被降至最低”。数字人文对人类主体有着一系列的假设。虽然看起来学者和学生们都将自己更坚实地嵌入了数据，但数码工具其实做的却是相反的事情。高度编码的黑箱界面将可能输入的内容削减为几个关键词，或者算法的参数。那些曾经特定领域内的学者或专家，现在则变成了受制于工具可供性的工具使用者，而学生们会花更多的时间掌握各种菜单和按钮。他们了解如何使用数码设备，却对档案或语料库知之甚少。

因此，虽然贝斯特和马库斯称颂着能动性的最小化——这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情况大相径庭，那时能动性仍然是理论圈的大热概念——但明眼人也必须同时承认削减人类能动性的“暗面”。缺乏能动性的学者是技能被削减的学者，他们是为了提出观点（至少不是那些直接从测量设备上扒下来的观点），而被剥离权威、无产阶级化的思想者。缺乏能动性的学者是大学里经济状况危险的合同工，他们的地位随着学术管理者、校长、校监、董事权力的增加而降低。批判是意识形态的宿敌，但尤其在马克思的情况中，批判也是揭露无产阶级化之条件的必要手段。马克思主义传统已经很切实地证明了，当无产阶级认同自身所处的低贱结构时，资本的发展最为繁荣。因此，不管是数码还是其他种类，那些我们觉得极具诱惑力的工具或小东西，实际上和那些为了特别的经济目的而将社会生活碎片化、边缘化的装置一样，都发挥着相同的功能。

我提出这些挑战与挑衅性的问题，并不是要宣判数码研究的衰亡，而是要为学界面临的问题提供清醒的反思，并且为此针对可能的解决方案给出看法，虽然这些观点顶多也是初步的观察。学者们也必须针对数码计算的挑战自行展开评估。计算机的出现是怎样改变了人文研究？如何在使用计算机的同时，避免刚才提出的各种困难，即关于霸权、重述、对等的认识论挑战，以及更加偏向政治的意识形态、技能削减、无产阶级化的挑战？作为数年来一直在学术内外编写与研究软件的程序员，我希望与那些在技术研究方法上进行创新的人联合，来关注这些方法现在以及未来的存在方式。个人而言，我一直遵循着多种模式，在进行学术写作的同时也会制作一些软件。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将批判性隔离出来，而是要将批判理论与数码媒介统一起来（隐喻的技艺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其他人也会找到最适合他们的方法。

但此举并非在呼吁人文学科要硬性转向数码化；也并不是要让每个孩子都必须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不加批判地“采用工具”，以及认知科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各种实证研究方法的持续侵蚀，都会给人文学科造成无可比拟的损害。我们都应该对学术界的谷歌化保持警惕，并且应该去培养相应的创造力与关心能力，这两者在应对思维与身体日渐成为工业品的现状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我们这些人文学科的学者与学生真的在资本面前技不如人、低人一等吗？其实事实真就是如此，在现在最甚。但作为人文主义者，我们还能触及一些更重要的东西，也就是弗朗索瓦·拉吕埃勒所说的，普遍人性中的“弱之力”（weak force）。因此，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要投身数字矿工所玩的游戏并发起挑战，因为我们永远没有足够的资金和人手与之抗衡。重点在于，我们要从这场游戏中完全抽身而出，转而去追寻那些科学技术一直以来都在搪塞的问题，因为它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与工业任务。弱之力让我们得以触及历史与社会的普遍共性，以及各种审美与文化现象。它们不仅是历史的填充物，作为历史的血肉，它们更是历史本身。

（本文为《不可计算：漫长数字时代的游戏与政治》一书后记，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