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睒睒炮轰抖音头条：算法真是万恶之源吗？

近日，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接受凤凰网科技的电话访谈，讨论了关于平台算法、纠偏机制、打击诱导和信息茧房等方面的争议问题。在他看来，推荐算法让信息高效分发，减少因浏览大量无效数据而造成的时间、精力浪费；大家所关心的争议诱导情绪，实则侵蚀平台内容生态，搅乱信息传播秩序；从商业逻辑上来讲，平台没有动力去制造 " 茧房 "，反而最有动力打破 " 信息茧房 "，才能更好地做到用户留存。

这算是对于前不久钟睒睒喊话的一次正式回应。李亮的回应是否能够说服网民们的疑虑呢？平台算法和信息茧房等问题，为何会成为人人喊打却又沉浸于其中而乐此不疲呢？平台算法的分发机制和它所制造的信息茧房等问题，是否如李亮所言？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这场首富之间的隔空喊话。

前不久，几乎是毫无预兆地，中国首富钟睒睒突然间全面开火，谈论媒体的责任、互联网文明的规则，直接喊话张一鸣要求道歉。如果仅仅认为这是钟睒睒 " 报复 " 的话，似乎无法囊括。因为后来的访谈中，钟睒睒的愤怒可以说是面向整个互联网：他继续批评张一鸣和算法，然后批评拼多多毫无价值，接着表示看不起那些直播带货的互联网领袖。

首富的愤怒引发了一场全民风暴，几乎所有的人都众口一词支持他的发言，指责算法所带来的弊端。以往一些生僻的专业词语在互联网和短视频中成为高频词，例如茧房效应、避风港原则。

2011 年由于张一鸣的言论（算法没有价值观）引发争议之后，算法争论已经沉寂多年，如今又一下子进入了舆论中心。

无独有偶，与钟睒睒开炮几乎同一时间，网信办发布了一条通知：《关于开展 " 清朗 · 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 " 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条通知对于整治算法有着详细的指导，尤其要求平台公司公布其算法原则。

官方与民间，同时剑指 " 算法 "。我们不禁得好好思考：算法真的是恶吗？互联网之恶真是算法的锅吗？

算法到底是什么？

必须承认的是，今天的世界，没有算法就没有互联网。今天互联网几乎一切的繁荣，都是在算法的基础之下所造就的。

你可以把它看成工业时代的蒸汽机。但就像蒸汽机一样，算法单独起不了作用。它必须与大数据、精准匹配、GPS 定位等技术结合在一起，才是有用的。

算法不断革新互联网的形态。例如，分布式网络，也就是去中心化的网络形态（区块链的底层技术），也是在算法的驱动下诞生的。今天全世界科技竞争的中心——人工智能，也是在算法驱动之下成为现实的。

钟睒睒所炮轰的算法，仅仅是内容算法而已。其实，内容算法在整个互联网的算法应用中，是极其微小的一个部分。商业、资源、地理、天文、用户偏好、原材料分布、农产品数量 …… 算法流布在互联网的每一个角落。

算法是效率，算法是资源配置，算法是要素重组。算法是推动世界发展，推动资源流动，推动知识与人才交流的核心能力。

因为对内容算法愤怒，就迁怒于算法本身，这非常荒唐。哪怕收窄到内容领域，算法也不过是整个内容体系的一个构成元素—— 要有内容产业、社交媒体、UGC 内容的大规模出现，才能诞生大数据，然后才能拥有算法。

没有这些结构性的内容和数据，算法就没有任何的作用。去除掉内容产业的大革命，单独把算法拎出来 " 行刑 "，要么是对互联网产业一无所知，要么就是打错了对象。

但，回顾算法简史和厘清算法的作用，并非为了给算法开脱。当任何一种技术变成为具有控制力的底层结构时，它本身的副作用也就显现出来。

算法的无所不在与核心功能，让它演变成了一个暴力结构（中性表述）：算法完全负责了分配。 缺乏制约的能力，算法呈现出暴力性，在中国非常明显。当然，欧美的问题也不遑多让，因为法律和社会的建设远远赶不上算法进化的速度。不过，这两个区域的问题在性质上略有不同。

算法控制了信息和资源的分配。在恒定的条件下，算法是自运行的。但人类的思维能力有限，因此能给出的限制条件都是有限的，所以信息和资源分配完全是在算法的自主决定中运行的，它忽略了人类世界中的千差万别和喜怒哀乐。通过算法，信息总量增加了，平均度提高了，但均衡性和差异性消失了。

算法的强大 " 侵袭 " 了隐私权，它需要不断地收集和分析用户的个人信息、偏好乃至癖好，不带感情地进行细致解析，用以对人们的偏好和思维进行投喂。于是，在掌握大量个人信息的情况下，算法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心智，进而出现了信息茧房、思维偏执、观念暴力等现象。

算法的目标，就是不断重复与强化人们对于某种信息的认知与需求。当这种重复与强化内化于用户思想时，他们可能就会放弃多元化和自我的心智修炼。

这不是什么科幻，而是我们日常在发生的事实：我们对于信息的接收偏好、对于消费的倾向、对于彼此之间的情感和观念，都在被算法改变。

算法行进至今，一方面来自于放纵，一方面来自于失控。面对强大的算法效率、配置和重组，人们无暇考虑它的后果。例如，隐私权在流失，而商业机构更从算法中攫取大量的利益，如何肯做约束？与此同时，因为整个世界太需要算法所提供的效率，而人类本身能够给算法的约束能力太微弱了，于是算法自然也就失控。话虽如此，它的形成却是一种共谋：因为我们沉湎于算法所提供的便利和利益，以及庞大的信息和欢愉，因而心甘情愿地同意出让权利和责任。甚至，我们还会埋怨算法不够彻底，推算得不够准确。

当一场与算法有关的负面信息来临时，我们又无辜地诘问。但请问，哪个平台有权利强迫你成为它的用户，并且不断贡献出你的自我信息？可能有人会争辩，那些偏远山区的、缺乏知识的、目不识丁的人，并不知道隐私和权利，难道算法不是自作主张侵袭了他们的权利吗？当你同意以提升收入水平来换取算法给予的机会时，你已经签署了 " 一种契约 "。

算法不是巫师，可以告诉你未来会发生什么。它只有冷冰冰的是与否的选择。

企业不能用虚伪来逃避责任

那么，我们只能命定地接受算法的肆虐，只有是与否的选择：要么同意出让自己的权利，要么重返没有算法的时代吗？

当然不是，从来不是。

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人类经验早就提供了足够的案例和方法论。技术理性是算法背后的哲学。那些算法的制造者和运营者们都声称，他们并没有赋予算法特殊的权利，一切不过是用户自己的要求而已。他们提供的算法，不过是满足了用户的需求。

但，所有的技术暴力，前台都是技术，后台都是计算。如果一种技术只要声称满足用户的需求就可以逃避责任的话，那么手上有刀的人就可以劫掠路人，手上有枪的人就可以征服弱小。这些在前文明时代和大航海时代发生的案例，如今被我们称为莽荒时代的文明污点。因为，那是丛林时代法则。

所有的平台都援引避风港原则来作为自己的挡箭牌。但是，避风港原则并不是无限免责条款。避风港原则非常清晰地界定了：只有在平台不了解用户所可能造成的危害，以及不了解用户所采取的行动时，才能免责。

而且，避风港原则是后置的，而极端过激和暴力言论是可以前置控制的。关键词技术，平台没有吗？仅仅用红旗原则来规范平台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红旗原则是基本伦理。

对任何商业机构的约束，包括了外部约束和自我管理的体系。首先是法律体系，其次是社会公共伦理，再次是同业自律约定，然后是公序良俗惯习，最后是公民责任监督。

例如在现代社会中，化工企业可能造成污染是前置认知，因此企业必须有排污设备和净化措施。这是基本的社会伦理，并不需要援引避风港原则来逃避基本责任。这是企业家最起码的自我认知，缺乏这种认知的企业家，是一个无良商人。

平台的算法生成是经过精心计算的，而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自然生成之物。所以，对算法的约束，设定条件，控制茧房，防止网暴，甄别虚假，这是平台的前置责任，不是后置。

算法企业并非隐瞒，而是放纵：不在乎、不理会对于算法的放纵会给社会和个人带来巨大的伤害，因为流量至上，利益至上。这背后，是算法企业以缺乏节制的流量换取利益的渴求。对于算法企业而言，众生平等，怎样的言论或者信息能够带来巨大的流量，就能够换取大量的利益。

要追责和责怪算法企业，当然是方便法门；勒令它公开算法原则，也是不那么困难的事。但，这一切有可能成为流量 / 算法企业的一场表演。因为算法是变动不居的：今天所公布的算法原则，明天更改几行代码也许就面目全非，而内在机理却是一致的。

算法企业的虚伪表现他们的双标：在公权力面前，算法是温驯的对象；在无权的公众面前，算法本身是不可遏制、甚至根本接触不到的权力者。

因而，真正有效的管理是制定一套透明公平的法律体系，并且有一套完整公平的追责体系让算法在有效法律的规范下运行。

但要提醒的是，介入算法企业的技术细节，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并且侵犯了企业的权益。这是舍本逐末。

解决算法问题，需要一张大网

钟睒睒有句话很对：如果连首富都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一个普通的公民只能沦为鱼肉。但是，我愿意重复这一句话：不经过抗争的人，不值得同情。这适用于用户、族群和社群。如同一个物理公民一样，数字公民是有自我责任的。

数字公民的责任，一要自保，二要抗争。

要自保，就要有数字素养。不要被信息茧房所控制，需要掌握多元化的信息来源，需要养成批判性思维，需要适当疏离互联网，需要勤勉并且整全地进行阅读和思考，需要对互联网消费和娱乐保持相当的距离和控制时间投入。虽然要求很高，但这就是公民责任。

要抗争，就要结成共同力量来对抗流量企业的算法黑洞。不是一次性公开算法原则，而是必须规律性地要求对算法规则进行公布和纠偏、解释算法偏差，对算法所形成的伤害进行解释和赔偿，要把算法关进公民社会的笼子里。算法企业没有价值观，我们要逼着它有价值观；要用法律、伦理、同业协定和公民监督形成一张网，让算法遵守人间的伦理。

然而，钟睒睒的隔空喊话，不过是以魔法打败魔法，以一种伤害补偿另外一种伤害。他无意于解决算法问题，给人的印象更像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发动了一场 " 复仇 " 行动；或者，更像是一个局中人作为外行人的一次泄愤爆发？因为他忽略了造就算法现状的生态系统问题，比如法律、社会结构、公民权利等，而是结果论地针对张一鸣及其企业，意在呼吁公权力和社会来打压对方。

尽管他的遭遇令人同情，但他所期待的图景并不美好，也并不有利于国家、社会与互联网。不要期待任何天降的神通来解决算法暴力问题，真正能拯救自我的，是每一个数字公民。